▲1948年10月14日，李鹏（位于中排左侧一席）与留苏同学合影留念。
▲于1999年10月3日举行的“4821”留苏同学联谊会上，李鹏同志位居中排中央。
讲述特殊群体
“4821”的故事
简称“4821”
今日，大众对于“4821苏修特务案”鲜有了解，唯有那些年岁较长或对那段历史有所钻研者，尚能忆起些许。所谓“4821”，指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成员们曾在前苏联接受高等教育，学成归国。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们不幸被“4821苏修特务案”所累，遭受审查，不同程度地承受了迫害之苦。
“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在胡耀邦的关注与推动下，“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全面昭雪。自此，“4821”这一名称便成为了他们之间较为独特的简称，他们亦不时以之自称。
1948年伊始，我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为构筑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基础，中央果断决定选拔一批能力卓越、政治立场坚定的年轻干部，让他们接受前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以培育我国自有的技术精英。学成归来，他们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这项派遣任务由中共东北局具体执行。经过周密筹备，中共东北局决定将选拔对象锁定为革命烈士子女及高级领导干部的后代，共计21名。
依姓氏笔画顺序排列，这21位人物中，包括了叶挺烈士的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叶剑英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义子朱忠洪、任铭鼎之女任岳、任作民之子任湘、高岗外甥江明、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肖劲光之子肖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宗适之子张代侠、张浩（林育英）之子林汉雄、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炳辉之女罗镇涛项英女项苏云、贺晋子贺晋年之子贺毅、高岗之子高毅、崔田夫之子崔军、谢子长之子谢绍明。
这些人士均为我党高级干部的后代，他们所经历的，乃是一条比寻常百姓子女更为艰辛与坎坷的人生旅程。21人中有13位烈士遗孤。。每一位成员均拥有一段非凡的过往，以及令人感慨万千的曲折身世。
放心不下儿子
李鹏，李硕勋之子。李硕勋，一位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与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于1927年投身于南昌起义的浪潮，此后长期投身于地方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1931年7月，在担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期间，李硕勋不幸被敌军逮捕。他深知自己命悬一线，遂向妻子赵君陶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书，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
“我在琼州已坦白承认，判决的日子恐怕即将到来，我也将和你们长久分别。在战场之上，每天都有人牺牲，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走之后，请不要过于悲伤。只希望你能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你应当设法将他送回家中，同时也要努力实现自给自足。我的遗体自会有人妥善处理，请千万不必前来，我反复叮嘱。勋于九”·十四。”
在临刑之际，李硕勋除了向妻子赵君陶留下遗书，亦致信于在香港开设诊所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信中言道：“英姊，虽素未谋面，然闻你与我的妻子相交甚笃，因此特此寄信，恳请你代为转达。我之死，无需你过分挂念，但愿你代我安慰她。同时，请你找人照料她安全返家。请告知她向肥兄索取数百元作为归途费用，务必妥善安置好我们的孩子。李硕勋托付于九月十四日。”
李硕勋临刑前的两封遗书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他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唯一的是放心不下儿子李鹏。李硕勋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8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在这张照片中，邓颖超与李鹏（位于后排右侧）一同站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前合影留念。
邹家华，系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及出版家邹韬奋的嗣子。自1926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以来，他毕生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并担纲上海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重任，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那个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不仅是振聋发聩的号角，更是引领民族希望的旗帜。
周恩来曾言：“在其笔下，孕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团结之力。”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不幸辞世，中共中央随后追认他为中共的正式党员。邹家华曾投身新四军，继而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深造，1946年被调往东北。在他接到前往前苏联深造的通知之际，正担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的职务。
谢绍明，谢子长之子。1925年，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诞生，他早年便投身革命事业，年仅13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的缔造者之一，谢子长于1934年秋季在一次激战中受伤，翌年春季不幸离世，享年38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将西北红军的指挥权托付给了刘志丹。
谢绍明，在留苏选拔中脱颖而出，于1945年成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之一。他在赤峰市担任区委书记以及武工队政委的职务。在当时的21名成员中，谢绍明以其较长的年龄和丰富的资历脱颖而出，成为其中佼佼者。
▲二战罗西北（左），苏联谍报员
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亦农，中共早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曾亲身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以及上海工人发起的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党内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及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重要职务。不幸的是，1928年4月，罗亦农英勇被捕并壮烈牺牲，当时年仅26岁。
罗西北，1926年年底在上海呱呱坠地。其父母投身革命事业，无暇顾及幼年的西北，因此他由外婆悉心抚养。15岁那年，他踏入前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大门，开始了求学的生涯。1945年8月，他被前苏联派往齐齐哈尔，肩负起情报工作。此后，他又进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刘伯坚遗书
刘虎生父为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远赴欧洲，投身勤工俭学之旅。在长征途中，他毅然选择留在中央苏区，坚定地投身于武装斗争。1935年3月4日，在一场激战中，为掩护部队成功撤退，刘伯坚不幸腿部中弹，身负重伤，最终不幸被俘。
▲刘伯坚夫妇
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给陕西的兄嫂，可惜其中一封已经遗失。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自我在唐村被俘之时，便立志舍生取义，愿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热血。”
在这封家书中，刘伯坚深情地将自己的儿子虎生、豹生与熊生交付给了兄嫂的照顾。生为中华，死亦中华，任其自然。“孩子们在完成高小教育后，至十八岁便可进入工厂工作，在没有实现自给自足之前，切勿过早结婚，三十岁结婚也并不晚，这样可以避免因早婚而早早负担起繁衍后代的责任。”
3月11日，刘伯坚被移囚“绥署”候审室。从监狱到候审室，相距不过数百米，但敌人想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又企图在群众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特意给刘伯坚钉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从监狱后门出去，押经大余县最热闹的青菜街(现建国街)。刘伯坚面对众乡亲，大义凛然、气宇轩昂，吟诗高诵：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1935年3月21日，这一天，刘伯坚的岁月走到了尽头。他向敌人借得笔墨，给妻子王叔振留下了一封诀别的信：“亲爱的叔振同志：你必将看到我的绝命书与遗嘱，它们已直接寄往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兄弟们手中。请不要过于悲伤，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中国的革命阵线之中，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同时，竭尽全力培养虎、豹、熊三个孩子成人，让他们继承我光荣的革命遗志。我的安葬之地在大庾梅关附近。此刻，午时的钟声即将敲响，我将踏上赴死的道路，笔至此处，无法再续。谨致最后的革命敬礼！刘伯坚，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写上不朽诗篇《囚歌》
叶正大、叶正明为叶挺之子。叶挺，北伐时期的杰出将领，其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享有“铁军”的美誉。他曾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并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经历“皖南事变”后，叶挺先后被软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的李村、广西桂林、四川重庆以及湖北恩施，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幸的是，他在1948年因飞机失事而英勇牺牲。
▲1939年，叶挺一家的身影出现在澳门。图中，左起第一位是叶挺，第二位则是叶正大。
叶正大为了悉心照料母亲，选择留在了故乡；而叶正明与弟弟华明、妹妹扬眉，则为了给父亲带来慰藉，一同陪伴父亲度过了三年的软禁生涯。父亲不幸离世后，叶正大与叶正明被接往延安。随着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他们历经波折，最终抵达哈尔滨，并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潜心学习俄语。
1941年“皖南事变”，叶挺被囚禁后，已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写了15页纸的个人一生回顾，总结一生，七次失败，无怨无悔。并用一首小诗，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观：
不辞艰难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在囚室中，他挥毫泼墨，留下了气吞山河、千古流传的不朽诗篇——《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林汉雄是张浩幼子。他出生于1929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九），因此得名“重阳”。在那个时期，他在延安保小就读。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堂兄他，乃我党初创时期杰出的工人党员与工运领袖，亦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曾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援西军的政治委员以及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走完了一生，享年45岁。
大革命失败后，张浩同志在武汉。为了筹划年关暴动，原准备通过兵工厂秘密运出武器，但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面对重重困难，张浩同志提出：“我们要自行制造炸弹，务必坚持到最后一刻！”于是，地下党的同志们再度在各自的住所忙碌起来，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制造中。
在那个深夜，几位同志正在张浩的居所研制雷管，不料操作失误引发了一场爆炸，惊动了街头的敌巡警。在慌忙中，他们打算从后窗撤离，却突然意识到张浩新生的女儿还在卧室内安睡。当时，张浩的妻子涂俊明同志在爆炸中受伤，视力模糊，加之夜色浓重，形势紧迫，她在狭窄的小床上摸索了一番，却未能触及孩子。为了尽量避免更多的牺牲，她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屋舍。最终，敌人未能抓到他们，反而利用孩子布下了狡猾的计谋。
翌日，敌人于张浩同志宅邸门前张贴了一则告示，其内容大致如此：昨晚，此宅不幸遭火灾，屋主行踪未卜，室内仅留有一名幼女。若有人知晓屋主的下落，敬请速速前来告知；亦或是愿意将孩子领养。
面对敌人阴险的企图，张浩与妻子忍痛拒绝了一名同志接走孩子的请求。张浩坚定地表示：“革命过程中难免会有牺牲，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幸。然而，与人民的福祉相较，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作为一名革命者，我们应当展望未来，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却残忍地以滚油将汉雄尚在襁褓中的姐姐，一个仅有满月的孩子，活活烧死。面对如此惨痛的遭遇，汉雄的父母革命意志坚定不移，他们“为党的事业，舍家弃命”的坚定信念未曾动摇。随后，汉雄的母亲不幸被俘，尚不足两岁的汉雄便随母亲一同踏入了监狱。在那段长达两年多的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中，汉雄因营养不良，身体发育出现畸形，头部异常增大，身体却相对瘦小。即便是在上“保小”之后，同学们依旧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肉脑”。
▲张浩于1942年不幸在延安辞世，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亲自抬棺，送其最后一程。
肖永定，肖劲光之子。当年，肖永定亦在延安保小就读。1931年，肖永定在上海呱呱坠地之际，他的父亲正身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闽西红色根据地。父亲以他所居之地名为儿子取名“永定”。1937年，肖永定随姨母朱仲丽自湖南外婆家迁至延安，那时方才得以与担任军委参谋长的父亲相认。抵达延安后，父亲便将肖永定送入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就读。
任湘父任作民1920年投身革命，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派往苏联远东的赤塔，领导工人运动，并担任“工人之路”报的主编，同时兼任该报党支部书记。1925年，他奉命返回祖国。同年，任湘的母亲范友莲也跟随他来到乡下的父亲任作民身边。不久，任作民被调往武汉工作。范友莲身患肺病且怀有身孕，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她不仅要承受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而且身怀六甲，病情很快恶化。在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她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不到一个月，任湘便降临人世。然而，在任湘出生不到两个月后，范友莲便不幸离世。
党中央委派毛泽民同志，将任湘同志的母亲遗体以及幼小的任湘一同送回其故乡——湖南省湘阴县上双冲。由于小任湘体弱多病，叔叔含泪将看似已无生息的孩子送出，得知消息的慈祥外婆泣不成声，奔跑向山巅，解开包裹孩子的草席袋，将孩子紧贴胸口，抱了回来。在外婆的体温呵护下，娃娃重新焕发生机。自此，任湘便与外婆相依为命。
任作民历经两次牢狱之灾：首次，他在1928年4月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期间被捕；第二次，则是在1932年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之时。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达成，经党中央与国民党当局的协商，任作民在董必武的营救下，自“武昌反省院”获释，随后被任命为湖南省特委书记及西北局秘书长。遗憾的是，他在1942年于延安病逝。至于任湘，他是从西安办事处抵达延安的，曾在边区师范学校求学，后转至延安自然科学院深造。
朱忠洪为王稼祥义子。
高毅，高岗之子。高岗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一职。而高毅，亦曾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彼时，他正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勤奋学习。
江明是高岗侄子。抗战胜利之际，我自延安迁至东北，投身于土地改革工作团。
四个年轻人
四位青年，自幼在延安保小共同成长，继而携手踏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门，最终又一同投身于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的工作。他们分别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后裔杨棋，西北红军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曾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以及红27军84师师长等职。不幸的是，他在1936年的东征中英勇牺牲。
张代侠，乃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的侄子。张宗适的父亲，早年投身革命事业。他曾是陕西省首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渭南赤水特支的书记，隶属于团中央直属支部，后来又担任了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务。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对他展开通缉，他身患肺病，整日咳血不止。为了躲避追捕，他被迫藏身于红薯窖中，那里阴暗潮湿，不见天日，既缺医少药，又乏食物，最终在年仅22岁时离世。张代侠的母亲无法承受失去丈夫和儿子双重打击的悲痛，选择了自杀，留下了孤儿寡母的困境。那时，他的二叔张宗逊在外担任红军，而三叔年纪尚幼，未婚，代侠便在家族的庇护下，艰难地依靠乞食度日。
贺毅，系我国著名军事将领、原红二十七军军长兼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的嗣子。。
崔军，系已故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工委代理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的嗣子。。
在这二十一人之中，四位女孩格外引人注目。
叶剑英之女叶楚梅1928年上海生。后来成为邹妻广州起义失利之际，叶剑英即刻将妻子及其当时唯一的儿子秘密送往香港安置。在女儿降生前，他便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直至1937年，他因负伤返回广州接受手术，9岁的楚梅才得以首次与父亲相见。
1945年，年仅17岁的楚梅历经波折，最终抵达延安。在那里，她仅停留了一个月，便被父亲送至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一名战士。自幼在广东成长的楚梅，对东北的气候和生活环境感到极不适应。每日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训练，她的手脚都患上了严重的冻疮，痛楚难当。然而，楚梅凭借坚定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磨砺自己。
▲在1950年的苏联，叶楚梅（位于右侧）与蔡和森的次女蔡转（居中）及其它同学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罗镇涛，罗炳辉女儿罗炳辉，我国工农红军与新四军杰出的高级指挥官及军事家，他诞生于云南一个地处偏僻的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他毅然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自此，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他的经历成为了一段“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故事。遗憾的是，1946年6月，罗炳辉因病离世。罗镇涛，自幼被寄养在他乡，直至成年后才得以回归故土。
任岳是任作民侄女，任铭鼎女儿。。
项苏云同志，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的嗣女，日后则成为了林汉雄先生的贤内助。她于1931年诞生于上海这座繁华都市。在她呱呱坠地之前，父亲便投身于苏区的革命事业。直至1938年，项英同志重返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苏云才有幸与父亲见面，而这，竟是她与父亲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相聚。
这些同学们的父母，均为我们伟大民族的杰出精英，他们更是共和国的筑基者。因此，每一位都承载着一段充满血泪的历史。在幼年的心灵深处，他们所植根的并非高干子女的特殊待遇，而是与父母同等的，那无私奉献于人民的崇高精神。
出 国
在这21位成员中，有19位同学身为中共党员，按照上级指示，他们共同组建了一支党支部，该支部直接受东北局的领导。众同仁共推举谢绍明、李鹏与崔军三位担任党支部委员一职。谢绍明担任支部书记一职，党组织亦委派他作为领队。鉴于罗西北的俄语水平达标，因此他被选定为翻译，并承担起与前苏联联共中央的联络任务。
1948年八月底，在启程赴苏联之前，中共东北局于哈尔滨的国际俱乐部为这21位同志举办了一场送别盛会。东北局的领导人们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均莅临了此次送别宴会。在宴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同志代表党组织发表了讲话，对即将出国的21位同志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与具体要求，并明确了三项纪律：首先，务必勤奋学习，确保学业圆满完成；其次，在专业选择上，应紧密结合我国建设的实际需求；最后，在留学期间，需全力以赴投入学习，严禁谈恋爱。
谈到第二条纪律，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我曾郑重地向他们宣告：“你们的先辈们一生奋斗，浴血奋战，为的是打下这片江山。如今，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你们无需再上战场。你们每一个人都应努力学习技术，成为我们国家的专家。至于政治和军事，就无需再向苏联学习。”
1948年9月的初秋，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共21人，乘坐火车从哈尔滨启程，踏上了前往前苏联的留苏之旅。
受到列宁那句著名论断——“苏维埃政权与全国电气化，即是共产主义的实现”的启迪，为了回国后能够全面负责一座大型水电站从勘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直至发电的全过程，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贺毅、崔军、肖永定六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当时代表着世界顶尖水平的前苏联四大名校之一。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投身于学术的探索，李鹏与林汉雄专攻水轮机与发电机技术，崔军与贺毅则致力于水工筑坝领域，罗西北专注于水能规划与利用的研究，而肖永定则投身于电机系的深造。
▲照片中，李鹏（位于后排，左起第五位）与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学生们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莫斯科鲍曼理工（莫斯科机械学院），该校曾为前苏联赫赫有名的六年制理工大学，其地位堪比我国的清华大学。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叶家两位兄弟之所以投身航空领域，背后有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迫切需要推动航空事业的发展。其次，1946年那场震惊人心的“4·8”烈士事件，对他们而言，是终身难以忘怀的悲剧。他们的父母及弟妹，便是在那场事故中不幸丧生。
谢绍明、叶楚梅报考。莫斯科大学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报考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报考了莫斯科地质学院；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
任弼时他对前来探望的任湘、任岳表示：“我并不赞同将留学生派往苏联学习政治。历史经验表明，以往前往苏联学习政治的中国学生，常常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事实业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域已臻成熟，无需依赖前苏联来培养政治工作干部。他进一步阐述道，“我同样不认同将留学生送往苏联深造文科。我认为，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应当专注于工科学习，专注于工业领域。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专业，则可依据个人的兴趣与专长来决定。”
任湘认为纺织专业颇具发展潜力，然而我国的纺织业并未处于落后状态。作为一个疆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需要深挖地下的宝藏。鉴于此，他重新填报了志愿，将莫斯科纺织学院的申请改为莫斯科地质学院。
原本志在莫斯科财经学院深造的任岳，在听取任弼时对志愿选择的建议之后，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最终作出了新的决定，毅然转向了理工科大学继续求学。
两位同学因病休学
1950年2月17日晚上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访问苏联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留学生。毛主席给项苏云、张代侠、任湘、叶正大、林汉雄、崔军等分别题词：“光明”“努力向前”“开发矿业”“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我们需要电气建设，希望努力学习”“发展电业”，并且给留苏学生集体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题字：开发矿业
周总理曾赠予每一位成员以及留苏学生集体以同样的寄语：“勤勉奋斗，刻苦钻研。”
在完成集体题词之后，伴随着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发表了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希望在你们的留学之旅中，务必做到三点：首先，要刻苦学习，努力掌握建设祖国的真知灼见；其次，要勇于拼搏，鉴于我国尚处于贫困阶段，你们在生活上切勿与苏联的同学过分攀比；再者，要注重锻炼身体，因为只有健康的体魄，即使你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回国后才能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相关阅读《毛泽东演讲给留苏学生》）
遗憾的是，在21位同学中，竟有两位因健康原因未能完成在苏联的学业。
谢绍明抵达苏联之后，由于长期未能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我不幸患上了肺疾。到了1950年，病情愈发严重，已无法继续学业，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中途辍学，返回祖国寻求治疗。
在谢绍明即将归国之际，他特地召集了21位同志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旨在传达上级组织的重要指示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期间，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李鹏、邹家华、任湘三位同志脱颖而出，被推选为新一届支委会成员，共同构成了崭新的支部领导班子。新一届支委会在明确了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有序地展开了工作。李鹏担任支部书记一职。随后，他又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第二位提前回国的叶楚梅尽管她不顾一切地投入学习中，然而，她的病情却再度加剧，吐血的症状愈发严重。康克清（朱德夫人——编者注）在访问苏联之际，我回国时顺带将身患疾病的楚梅一同带回了国。
叶选平、叶选宁、邹家华、叶楚梅、吴小兰、叶向真。
实现两大成就
“4821”党支部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与无私奉献。伊万诺沃在逗留期间，本人向国内党组织如实汇报了国际儿童院中部分中国儿童的状况，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央作出决策，决定将这些孩子接回祖国。
1948年冬，伊万诺沃儿童院那些年龄稍长的中国同学均已毕业，其中多数人在莫斯科完成了学业。朱敏朱德将军的千金，在二战期间不幸被纳粹德国关押于集中营，那段岁月，她尚在高中就读，同囚者多为十岁左右的孩童。这些孩子中，有的自幼便被送往苏联，有的则是在那里出生。他们中有的能说些许中文，而有的则对中国语言一无所知，对祖国的认知与了解十分匮乏。他们还观察到，当时负责儿童院的官员对中国儿童表现出了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
针对这些情况，谢绍明在归国前夕，我负责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件，其中详述了当前的形势以及“4821”支部会议上的意见。信中表达了我们对于苏联战后状况的担忧，指出生活条件艰苦，对儿童的教养亦存在不足。鉴于祖国已获得解放，具备了让孩子们返回国内接受教育的条件，我们建议将这些孩子送回祖国，待他们在国内的教育打下坚实基础后，再返回苏联继续深造。
谢绍明将信交给了同行者。王稼祥。
陈祖涛回忆道，大约在1950年左右，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我向他咨询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籍孩童的近况，并在他的陪同下亲自前往该院所，仔细查阅了登记在册的中国孩子名单。1950年的上半年，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同意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送返祖国（名单附后）；并责成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的执行委员会（由霍洛德柯夫同志负责）在本年7月至8月期间完成儿童的送返准备工作，并将他们送至贝加尔斯克车站，以便由中国代表接手。”同年8月，数十名中国孩子得以重返祖国。其中不少人在之后又赴苏联深造，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4821”支部还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在儿童院图书馆挖掘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档案材料。这批资料中，包含了他们此前未曾一见的照片，以及长征干部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此外，还有这些干部在苏联学习期间所做的大量笔记，以及第三国际时期的诸多档案。支部成员随即向东北局汇报了这一发现，并建议迅速组织人员对这些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并将它们安全运回国内，妥善保管。
1950年八九月首批新中国留苏生踏入莫斯科的土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即刻担起了对全体留学生的管理重任。原先的“4821”党支部宣布解散，与新生党员们汇聚一堂，依照学校的安排重新组建了新的党支部。至此，“4821”党支部与东北局之间的联系宣告终止。此后，李鹏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命，肩负起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的重任，同时，他也成为大使馆留学生党委的一员。。
学子们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斗志，跨越了语言及各类难关，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辛勤耕耘终有收获，这批留学生不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在毕业考试成绩揭晓之际，众人成绩普遍达到5分（苏联当时采用5分制），最低的也不低于4分。罗西北以5分成绩全课程毕业。
回 国
1954年左右，这批赴苏留学的学子完成了学业，归国之际，祖国正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之中。他们并非烈士之后或高干子女，无需特殊的身份或待遇，普遍选择了投身基层，勇赴条件艰苦之地。
领导指派李鹏任机关秘书。李鹏毅然决然地表达了自己愿意投身基层工作的愿望，最终他被分配至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与叶楚梅携手前往沈阳第二机床厂；谢绍明则被派往哈尔滨飞机工厂；叶正大和叶正明则分别被安排在沈阳飞机厂工作。原本贺毅被分配至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然而，他主动请缨，要求下沉一线，最终与崔军一同前往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
罗西北起初服务于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下属的北京水电院，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宝贵时光。1955年的年末，他转至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从此扎根于此，默默奉献了整整十年的光阴。林汉雄则被分配至北京，却并未选择在机关内任职，而是主动投身到北京官厅水库的建设工作中。在这21位学成归国的苏联留学生中，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一丝不苟地耕耘，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李鹏与夫人朱琳
“4821苏修特务案”
风云突变，出人意料。在“文革”期间，恰逢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之际，这21位无辜者不幸被诬为“苏修特务”。“4821苏修特务案”成了由康生重点督办、由中央三办发起立案的重特大案件。在那段充满阴霾的岁月里，他们历经无数艰辛与考验。
水电系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严重冲击。当这场狂飙席卷而来时，罗西北正以总工程师的身份投身于黄河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他对工作倾注了全部热情，无论是在道德品质上还是工作成绩上，都使得造反派找不到任何可以攻击的漏洞。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两年，罗西北却未曾被贴上任何一张大字报，成为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中唯一未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
1968年6月，罗西北意外地被冠以“隐藏最深、最深层的阶级敌人”的称号。一夜之间，批判他的大字报如潮水般涌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随后，他被迫去制作煤砖、清理污臭的排水沟，甚至被安排打扫女厕所，以此来羞辱他的人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西北被囚禁于狭小的“牛棚”之中，被迫详细陈述二三十年前所经历过的诸多琐事，包括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每次发报的具体电文内容。若不能满足专案组的要求，他们便对他进行反复的折磨与虐待。他们用牛毛毡将关押他的“牛棚”窗户钉死，使得原本的小单间变成了幽暗的囚室，饮食排泄等日常生活全部被限制在屋内。在这般折磨下，那位坚如磐石的汉子终于倒下了：罗西北的身心俱疲，精神濒临崩溃，甚至出现了神经性反应的征兆……
▲罗西北和家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崔军担任黄河青铜峡工程局副总工程师一职，并兼任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随着“文革”的爆发，众多资深同志与业务精英遭受打压，导致青铜峡工程陷入无序管理的困境。
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大“革命”派系——“联总”与“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爆发激烈冲突。在一场争夺火车头的“战斗”中，一名青年工人不慎失足，被疾驰的火车夺去了生命。崔军随后前去看望了这位青年工人的父亲——一位资深的浇注工人，并试图以几句安慰之词抚慰他的悲痛。然而，令崔军未曾料想到的是，这几句简短的安慰之词竟成为了挑拨群众相互斗争的把柄。翌日清晨，醒目的标语“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便赫然出现在街头。数日后，除了“杀人凶手”的罪名，崔军还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何事，便已不明不白地被推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沦为人民的公敌。
那是一个星光璀璨的1967年7月底的夜晚，大约十点钟左右，崔军的家门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紧接着，一群身穿“造反”红袖章的人群蜂拥而入，他们指着崔军的鼻尖，声色俱厉地对他进行指责和辱骂。杀人犯，苏特务随后，崔军家中的技术文献以及他从苏联带回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与笔记，均遭到革命小将的肆意破坏，有的被撕碎，有的被摔得粉碎，散落一地。崔军与苏联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以及他在黑海休假期间与同学们一同游泳、晒太阳的影像，皆被当作他通敌卖国、生活堕落、从事特务活动的铁证。那些宝贵的专业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付之一炬，照片与纪念品也被悉数抄走。崔军随后被囚禁于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每天胸挂二十多斤重物。杀人犯、苏特务崔那块巨大的铁牌，顶着一顶高达二尺、由十五根粗钢筋构成的高帽，身着一身纸糊的衣衫，上面写满了侮辱人格的字句，被迫游街示众，遭受拳打脚踢，被粗如指头的钢筋棍抽打，饱受屈辱与折磨。造反派扣留了他的全部工资，每日仅发放一毛钱作为生计。崔军日复一日地只能以半饱之食度日，却仍需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操作风钻、搬运水泥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两年。
和罗西北、崔军相似之处，却各有各的艰辛与磨难，“4821”事件中的其他成员也承受了不同层面的痛苦与摧残。
谢绍明在沈阳的隔离审查期间，日复一日的生活仅围绕两桩事展开：一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二是承受批判与斗争。在饮食方面，唯有窝窝头与咸菜相伴。
邹家华囚禁于“牛棚”之中，炎炎夏日，竟无人赐予一瓢清水。无奈之下，他只得在餐后洗碗之际，趁人不觉，偷偷饮下那洗涮碗碟的清水。那是在1968年的岁月里，他与……叶楚梅这对夫妇因莫名的指控而被捕入狱，直至1970年代才终于重获自由。
朱忠洪长春城内，我遭受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精神上遭受了深重的创伤。在“文革”落幕的前后，我来到了北京，却不幸遭遇了失踪的厄运，生不见人，死无葬身之地……
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交谈。李鹏汇报了“4821”情况。胡耀邦要求他列出一份名单，李鹏随即迅速列出19位人选。翌日，胡耀邦便将这份名单批转给了相关部门。宋任穷宋任穷审阅之后，遂于25日将文件批转给中组部的几位副部长，并指令他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并详细了解这21位同志的情况。
1981年1月17日，中央组织部将21位同志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整理成册，提交胡耀邦同志审阅。胡耀邦同志认真审阅了这些材料，并对其中13位同志的任用事宜进行了具体批示。其中，李鹏的批示明确指出：“我坚决支持将其提升为部长一职。”不提一些，风气难变。”谢绍明“我认为许多同志可能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有必要与他们的上级共同进行考察，以判断目前的安排是否适宜。”
1981年2月，中央调整电力部领导班子，李鹏任部长、党组书记。
李小鹏、李小琳、李小勇。
在胡耀邦在有关领导的关照下，至1981年底，“4821”计划中，邹家华、叶正大、贺毅等已晋升至副部级领导岗位；林汉雄、谢绍明被选定为副部级后备人选。担任司局级领导职务的包括任湘、萧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等人，刘虎生亦即将被提拔至副局级。此外，还有四位同志担任处级职务，两位工程师以及一位一般干部。
自那时，除21人外，罗镇涛去世、朱忠洪除了失踪者之外，众人均坚守岗位，担纲领导重任，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李鹏与邹家华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
林汉雄曾为国家建设部部长。叶正大中将曾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亲身参与了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与研制组织工作。在此期间，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及二等奖，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奖等多项殊荣。
谢绍明曾任国家科委部长级顾问、党组成员。万里国家科技扶贫组织者。肖永定曾任轻工部副部长。罗西北曾担任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及党组书记，同时兼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以及原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和原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其卓越贡献，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崇高荣誉。
贺毅这位少将曾担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在建国初期，他开创了使用混凝土大块、高块浇筑大坝电站的杰出技术，该技术至今仍被广泛采用。他先后参与了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以及三峡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崔军这位少将曾担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他于海拔4400米之巅成功建设了羊卓雍湖水电站。
叶正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并出任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任湘曾任职于北京地质局局长之职，同时担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并荣任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被尊称为“中国地热之父”。
叶楚梅曾任机床局副局长。杨廷藩曾任国防科工委局长。刘虎生曾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的职务。与此同时，同仁们亦各司其职，或在各自的工作领域担任关键角色，或成长为技术领域的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