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清朝根基
清朝的 “祖宗之法”，起源于入关前太祖努尔哈赤与太宗皇太极时期，历经多代帝王的传承与完善，逐渐形成一套涵盖治国、持家以及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固定规范与说教体系。它宛如一条坚韧的纽带，维系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在清朝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
在政治领域，“祖宗之法” 明确规定严格管束宦官，严禁宦官干政。清朝入关后，从明朝因宦官干政而衰亡的历史中汲取深刻教训，顺治皇帝于顺治十年（1653 年）颁布上谕，严令宦官 “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接外官” 。随后更是铸造铁牌立于宫中，强调宦官若有 “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此后，这一规定成为清朝不可撼动的 “祖宗家法”。康熙在位时，始终恪守这一 “家法”，毫不掩饰地对大臣们说宦官是 “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还强调 “太监不可以假以威权，事发即杀之耳” 。乾隆时期，发生内廷宦官泄露皇帝朱批机密的案件，乾隆专门颁发上谕告诫群臣：“我朝家法，太监只供使令，从不许干涉政务，至于外廷臣工，尤当禁绝往来。” 就连慈禧太后宠幸的安德海，虽参与政变有功，却因违背 “祖宗家法”，在过境山东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就地正法，即便慈禧太后也无法袒护，足见这一 “祖宗之法” 的强大约束力。
同时，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也是清朝皇帝奉行的重要 “祖宗之法”。乾隆皇帝曾明确表示：“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近大臣，亦未能有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从康熙十六岁智除权臣鳌拜，到设立南书房加强皇权；雍正通过密折制掌控文官集团，再到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权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几代君主的不懈努力，让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 “祖宗之法” 深深扎根于清朝皇帝们的心中。哪怕到了道光皇帝时期，清朝已显颓势，道光仍时常提及这一 “祖宗家法”：“（朕）自御极至今，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 由此可见这一 “祖宗之法” 影响之深远。
在民族文化方面，“祖宗之法” 着重强调保持满洲特色。早在入关之前，清太宗皇太极就深刻指出 “本朝言语衣冠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不能改变国初之制” 。皇太极深知满洲八旗能够强势崛起，正是得益于渔猎、游牧民族的独特特色，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根本。尽管清朝入关后，满洲八旗不可避免地逐渐汉化，但与辽、金、元等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清朝满人的汉化进程相对较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清朝皇帝在这一 “祖宗家法” 的指引下，不断采取措施延缓汉化进程。康熙特意告诫负责皇子教育的师傅们，务必 “导以满洲礼法，勿使皇子身染汉习”，还忧心忡忡地说 “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久远者哉！” 乾隆时期，由于不少满人已不会满语，乾隆皇帝果断下令，凡是满人 “如有不能清语（满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父兄治罪” 。乾隆将保持满洲特色这一 “祖宗家法” 视为重中之重，因为他深知 “辽、金、元诸君，不循国俗，改汉、唐衣冠，致使传之未久，趋于灭亡，深感可畏” 。嘉庆时期，满人汉化速度加快，尽管嘉庆皇帝已无力改变这一趋势，但他依然搬出这一 “祖宗家法”，强调 “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 。满洲的民族特色在服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影视剧中常见的清朝官员夏天的钵形冠和冬天的折檐冠，以及衣服上的披肩、马蹄袖等，都是满洲旧制的典型代表。
慈禧初涉政坛，挑战祖宗之法
咸丰十一年（1861 年），对于清朝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一病不起，最终龙御归天 ，年仅六岁的载淳即位，是为同治皇帝。然而，此时的清朝宫廷，实则是暗流涌动，一场激烈的权力争斗正悄然拉开帷幕。
咸丰帝临终前，精心布局，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处理朝政，期望以此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 。然而，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一安排引发了诸多矛盾与冲突。咸丰帝的这一举措，虽旨在维护朝政稳定，却在无意间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慈禧作为同治帝的生母，不甘心仅仅充当一个旁观者，她对政治有着强烈的敏感度和野心，渴望在朝政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于是，一场围绕权力的激烈角逐在两宫太后与顾命八大臣之间展开。
两宫太后与顾命八大臣的矛盾迅速激化，双方的冲突在多个方面逐渐显现。八大臣自恃是咸丰帝钦点的辅政大臣，试图独揽朝政，对两宫太后并不放在眼里，认为她们只是后宫妇人，不应干预朝政 。而慈禧太后则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对权力的执着追求，与八大臣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深知，要想打破这一政治布局，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联合其他势力，共同对抗八大臣。
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祖宗之法” 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八大臣以 “祖宗之法” 中严禁后宫干政为由，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干政，试图以此来限制慈禧的权力 。他们认为，女性参与朝政是违背祖宗家法的行为，会破坏清朝的政治秩序。然而，慈禧太后并未因此退缩，她深知 “祖宗之法” 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决定打破这一传统束缚。她巧妙地利用自己皇太后的身份，以及咸丰帝留下的两枚印章，与八大臣进行周旋。咸丰帝去世前，留下了 “御赏” 和 “同道堂” 两枚印章，规定所有谕旨需加盖这两枚印章方能生效。慈禧太后紧紧握住这两枚印章，以此作为自己参与朝政的合法依据，坚决要求参与朝政决策。
面对八大臣的反对，慈禧太后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她深知单凭自己和慈安太后的力量，难以与八大臣抗衡，于是开始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她将目光投向了同样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恭亲王奕訢 。奕訢是道光帝的第六子，他能力出众，在朝廷中有着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且对顾命八大臣的专权极为不满。慈禧太后与奕訢一拍即合，通过安德海等心腹秘密传递消息，逐渐构建起一个反对顾命八大臣的政治联盟。为了争取慈安太后的支持，慈禧太后巧妙地利用慈安对朝政不感兴趣的特点，以姐妹之情和共同的利益诉求打动了她，使得慈安太后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站在了自己这一边。
1861 年 9 月 30 日，蓄谋已久的政变终于爆发。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以小皇帝的名义，果断下诏逮捕顾命八大臣 。这一行动得到了众多大臣的支持，他们迅速行动，将八大臣一网打尽。随后，慈禧太后与奕訢等人开始拟定罪名，昭告天下。顾命八大臣中，首犯肃顺被斩首于菜市口，载垣、端华等亲王因身份尊贵被赐自尽，其余大臣或被流放、或被撤职。这场政变以慈禧太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她成功地推翻了八大臣的专权，开启了垂帘听政的时代，真正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
辛酉政变的成功，标志着慈禧太后正式登上了清朝的政治舞台，成为了实际上的统治者 。这一事件不仅打破了咸丰帝生前的政治布局，也彻底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格局，为慈禧太后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在这场政变中，慈禧太后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她敢于挑战 “祖宗之法”，巧妙地利用各种政治力量，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
甲午战败，变法呼声起，祖宗之法成阻碍
甲午战争的惨败，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让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也将中国彻底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曾经看似强大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清朝的军事力量遭受重创，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 。巨额的赔款和割地，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光绪帝深刻认识到，若再不进行彻底变革，清朝必将走向灭亡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支持维新派，期望通过变法图强，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光绪帝的这一决定，无疑是对传统 “祖宗之法” 的巨大挑战。他深知，变法之路充满荆棘，但为了国家的未来，他愿意承担风险。
此时的慈禧太后，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也意识到变革或许是维持清朝统治的唯一出路 。起初，她对光绪帝的变法举措采取了观望态度，只要变法不触及她的核心利益，不违背 “祖宗之法” 的根本原则，她便暂且默许。慈禧太后的这种态度，并非源于她对变法的认同，而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她明白，在国家危亡之际，若一味反对变法，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动荡，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然而，变法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守旧派势力在朝堂上根深蒂固，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将 “祖宗之法不可变” 奉为圭臬。在他们看来，祖宗留下的制度和规矩是完美无缺的，是历经数百年验证的治国良方，任何改变都可能破坏这种稳定，引发社会的混乱。守旧派的主要成员包括清朝的王公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和地主阶级 。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变法的实施无疑会削弱他们的特权，损害他们的利益。
比如，变法中的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这一举措直接威胁到了传统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利益 。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一直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无数读书人为此寒窗苦读，期望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废除八股取士，意味着他们多年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他们的前途将变得黯淡无光。再如，变法中提出的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等措施，也严重触动了守旧派官员的权力和地位 。这些官员在旧有的政治体制中占据着重要职位，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权，变法将使他们失去这些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对变法恨之入骨。
随着变法的深入，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守旧派利用各种机会，对变法进行阻挠和破坏。他们在朝堂上公开反对变法，向光绪帝进谏，试图说服他放弃变法。同时，他们还在民间散布谣言，诋毁维新派，制造社会恐慌，企图以此来削弱变法的支持力量。而维新派则毫不退缩，他们据理力争，努力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在接下来的短短 103 天里，光绪帝接连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然而，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却困难重重。守旧派凭借着他们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和丰富的政治经验，采取各种手段来抵制变法。他们故意拖延变法诏令的执行，设置重重障碍，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无法真正落实。
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 。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重新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随后，她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英勇就义，史称 “戊戌六君子” 。至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所有的改革措施几乎被全部废除，清朝错失了一次重要的变革机会。
戊戌政变的发生，标志着慈禧太后对变法态度的彻底转变 。在这场政变中，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朝政大权，她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然而，她的这一决策，也让清朝失去了通过变法实现自救的最后机会。此后，清朝的统治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家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
庚子国变，慈禧态度大转变
1900 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极为黑暗的一年，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 。义和团运动在民间迅速兴起，他们以 “扶清灭洋” 为口号，对西方列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然而，这场运动却给各国驻京大使馆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西方各国纷纷要求慈禧太后迅速惩办义和团 。慈禧太后对驻扎在北京城内的各国大使馆心存忌惮，企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清除这些大使馆，这一举动令西方国家愤怒不已。于是，1900 年 8 月 15 日，八国联军为了维护他们在华利益，悍然攻打北京城 。
面对八国联军的强大攻势，清军节节败退，北京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慈禧太后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为了保住性命，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 逃离紫禁城 。这一天凌晨，天还未亮，紫禁城的西华门突然打开，在一众太监的簇拥下，一顶高抬大轿急匆匆地从里面出来，轿子里坐着的正是慈禧太后 。她抛弃了华丽的朝服，换上了一件普通人家的衣服，神色惶恐。随后，她带着光绪皇帝、皇后、瑾妃等一众皇族成员，以及少数太监随从，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离开了紫禁城 。
八国联军从南边和东边逼近，慈禧等人便从紫禁城北面的神武门出发，沿什刹海经德胜门出外城，再从昌平西北的居庸关出京城范围 。他们的逃亡之路充满了艰辛与狼狈，宛如丧家之犬。由于出逃过于仓促，他们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资，一路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 。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众人又累又渴，慈禧命太监取水，却发现井内浮有人头，根本无法饮用 。无奈之下，太监只好采来秫秸秆，慈禧与光绪皇帝共嚼，才略得浆汁，用以解渴 。
8 月 16 日上午，队伍抵达居庸关 。随行的神机营、虎神营等军队，早已零落散漫，毫无纪律可言，且疲惫不堪 。他们肆意抢掠沿途居民，道上遇到车马，便将人摔到路旁，夺其车马，就连京师以外的官吏也鲜有幸免 。沿官道各村庄的百姓纷纷逃徙一空，兵卒们搜刮财物，鸡犬不留 。主将虽三令五申，却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混乱的局面 。慈禧太后见状，下令直隶提督马玉崑严办，甚至正法了百数十人，将首级枭首于居庸关，却依然无法禁止士兵的恶行 。过了居庸关后，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大雨如注，众人被淋得浑身湿透，大队人马只能冒雨前行 。道路泥泞不堪，马车和人都走不快，又加上风吹湿衣，寒冷彻骨，众人困顿不可言状 。队伍夜宿延庆州时，却未能入城，因为延庆州已不在清军控制下，知州也逃了出来与太后会合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只能坐于一条板凳上，贴背共坐，仰望达旦 。夜晚寒气凛冽，冻得人毛发直竖，令人难以忍受 。
直到 8 月 17 日中午，慈禧一行抵达怀来县以东二十五里的榆林堡，才终于得到了些许喘息的机会 。怀来知县吴永在此迎接，虽然此时的食物仅有一锅小米绿豆粥和五个鸡蛋，但对于两天未进食的慈禧等人来说，这些食物显得无比珍贵 。慈禧吃了三个鸡蛋，光绪皇帝吃了两个 。此后，慈禧在怀来县停留了三天，观望形势 。随着逃亡的继续，慈禧的队伍逐渐得到了一些地方官的接待和物资补给，她也慢慢恢复了一些往日的威严 。他们沿着山西的大同盆地 - 忻定盆地 - 太原盆地 - 临汾盆地 - 运城盆地一路南下，而后逆渭水西进，最终抵达西安 。
在山西太原，慈禧太后度过了她西逃后相对舒适的一段时光 。晋商们主动为慈禧西行捐赠了巨款，并为其提供了临时行宫 。慈禧太后在太原停留了整整 21 天，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然而，她并没有忘记政治斗争，派遣奕劻和李鸿章作为议和大臣，与洋人进行接触，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
到达西安后，慈禧太后远离了战火，开始过起了养尊处优的日子 。尽管她每日用膳的品质不能与在北京紫禁城时相比，但仍然分设了荤菜、素菜、饭食、茶点等多个局 。她还在西安大肆敛财，使得全国各地的百姓苦不堪言 。同时，为了能够重新回到北京，她不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
这次逃亡经历，对慈禧太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曾经高高在上、掌控着大清帝国最高权力的她，如今却被迫逃离京城，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 。这让她深刻认识到，清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再不进行变革，将难以维持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变，她开始认识到，不变法已难以挽救清朝的命运，祖宗之法在现实的危机面前，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
1901 年 1 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了 “罪己诏” 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根据中国社会情况，参考中西方政治提出改革意见 。这一举措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制，举办大中小学，形成新的人才机制 。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这一延续了千余年的人才选拔制度就此终结 。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外语等课程，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鼓励资本家投资工商企业，商会的普遍发展在客观上鼓励了资本家组织起来 。清政府设立商部，制定《商律》等一系列措施，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军事方面，编练新军，开办警政 。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军事素养的军官 。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军事技术，为军事改革储备人才 。
1905 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 。“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 。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 。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 。同年，清政府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将立宪纳入议程 。五大臣回国后，向清政府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建议 。1906 年，清政府宣布 “预备立宪”，并阐述其含义为 “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这一宣布标志着清末立宪运动的正式开始 。为了配合立宪运动，清政府于 1907 年提出设立资政院，在各省筹建咨议局 。这些机构的设立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平台，也为立宪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
然而，慈禧太后在推行这些改革的同时，仍然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力和清朝的封建统治 。她虽然同意进行改革，但对于改革的程度和范围却有着自己的考量 。在改革过程中，她始终坚持 “中体西用” 的原则，即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而不改变清朝的封建统治根基 。这使得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例如，在预备立宪过程中，清政府虽然宣布要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却迟迟不肯召开国会，也没有赋予人民真正的民主权利 。1911 年 5 月，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 。然而，这个内阁成员中过半数为清宗室与满人，被讥嘲为 “皇族内阁” 。这一举措彻底激怒了立宪派和舆论界，他们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立宪运动遂告破产 。
尽管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最终未能挽救清朝的命运，但它们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中国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
慈禧与祖宗之法的复杂关联
慈禧太后的一生，与 “祖宗之法”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政治生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部不断利用、突破 “祖宗之法” 的历史。
在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挑战 “祖宗之法” 中严禁后宫干政的规定 。她巧妙地利用各种政治手段，联合恭亲王奕訢，成功地推翻了顾命八大臣的专权，开启了垂帘听政的时代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和手段，也让人们看到了 “祖宗之法” 在权力面前的脆弱性。
然而，慈禧太后并非一味地反对 “祖宗之法”。在她统治的后期，尤其是在庚子国变之后，她也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 “祖宗之法” 的限制，但从根本上来说，她还是试图在 “祖宗之法” 的框架内进行变革，以维护清朝的统治 。她在推行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虽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理念，但仍然强调要 “大权统于朝廷”，不能违背清朝的根本利益和传统价值观 。
慈禧太后对 “祖宗之法” 的态度，始终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当 “祖宗之法” 符合她的利益时，她就会高举 “祖宗之法” 的大旗，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 “祖宗之法” 成为她实现政治目标的障碍时，她就会毫不犹豫地突破它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 “祖宗之法” 在她的手中成为了一种可以随意操纵的政治工具 。
慈禧太后与 “祖宗之法” 的复杂关联，对晚清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的行为，不仅加剧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使得清朝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 。她利用 “祖宗之法” 打压异己，导致朝廷内部政治生态恶化，官员们为了迎合她的喜好，纷纷明哲保身，不敢提出真正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建议 。她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态度转变，使得变法失败，错失了一次重要的变革机会，进一步加深了清朝的统治危机 。
“祖宗之法” 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传统的 “祖宗之法” 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它的保守性和僵化性，使得清朝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 。尽管慈禧太后在后期也试图进行改革，但由于她的改革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祖宗之法” 的本质，因此这些改革最终也未能挽救清朝的命运 。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1912 年 2 月 12 日，溥仪退位，清朝正式灭亡 。随着清朝的覆灭，“祖宗之法” 也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
慈禧太后与 “祖宗之法” 的故事，是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王朝在面对变革时的挣扎与无奈，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在时代的洪流中，任何试图阻挡进步的力量都将被淘汰，只有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勇于变革，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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