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夜晚。
沈阳,北大营。枪声,爆炸声,撕裂了东北的夜空。日本关东军,动手了。
可笑吗?当时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军撑死也就2万人。而我们这边呢?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浩浩荡荡30万!海陆空三军齐备,兵强马壮。
这仗怎么看?闭着眼睛打,都是碾压局。
更别提咱们的装备了。沈阳兵工厂,当时亚洲最大的军火库,简直就是个超级军火超市。里面躺着什么?15万支步枪,6万支手枪,还有4000多挺重机枪,2500多门大炮。子弹炮弹堆积如山,根本用不完。毫不夸张地说,东北军当时的装备,是满级神装,就等着出门打怪。
可结果呢?
结果让人把下巴都惊掉了。
面对区区2万日军的挑衅,手握30万重兵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那个要命的晚上,他兴致不错,特地包下了中和戏院,请了一帮达官贵人,点名要听梅兰芳的《宇宙锋》。
戏台上,梅老板水袖一甩,唱腔婉转,是“赵女明妆,独坐深闺”。戏台下,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是“国破家亡,山河破碎”。
就在梅老板唱到高潮时,一个副官匆匆跑来,在他耳边低语:沈阳,出事了。
张学良回到医院,接通了东北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参谋长荣臻焦急的声音。而张学良的回复,却成了一道让所有东北军将士脊梁骨发凉的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什么?把枪锁进仓库?挺着死?
这简直是把满级神装的账号,连同密码一起,拱手送给了对面那个新手村出来的小号。
这道命令,让历史拐了一个最窝囊的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日军面前,真的就成了待宰的羔羊。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缴获了兵工厂里所有我们自己造的武器。这些武器,转过头就成了屠戮我们同胞的凶器。
不到半年,整个东北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沦陷了。三千多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活。
很多人想不通,张学良到底图啥?他后来自己解释,说有三个原因。
一,判断失误。他以为这跟以前一样,是日本人的小打小闹,没料到对方是奔着吞并整个东北来的。可这理由站得住脚吗?日本人为了侵略东北,从1927年开“东方会议”就定下了调子,各种小动作不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怎么可能还觉得是小打小闹?
二,兵力分散。他说中原大战后,东北军精锐都调入关内,东北空虚。可再空虚,留守的兵力也是日军的数倍之多,纸面实力依然是碾压。
三,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不还手,就能在国际上占理,让所谓的“国际联盟”来主持公道。这简直是把身家性命,交到了豺狼手里的裁决棒上。后来国联确实派了个“李顿调查团”来走了一圈,报告写得倒是挺公正,指责日本是侵略者。可有什么用呢?日本直接退出了国联,把报告当废纸一撕,该占的地一寸没少。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所有东北军都一枪未放。
就在那片黑土地上,还是有血性汉子的。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将军,就公开违抗了不抵抗命令。他在嫩江桥,带着手下装备落后的部队,硬是跟日军干了一场。虽然最后兵败,但他的抵抗,就像在漆黑的深夜里划亮的一根火柴,告诉全国人民:东北人,还没跪下!
这一声枪响,也点燃了民间的抗日怒火。义勇军、救国军,各种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风起云涌,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开始了最悲壮的抵抗。
这更让人扼腕叹息。如果,如果当初那30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能够奋起反击,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打一下,历史的走向会不会完全不同?
很多人都会做一个假设:如果那个男人还在,结局会怎样?
那个男人,就是张学良的爹,东北王张作霖。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就是因为他不肯在“满蒙权益”上对日本人松口。这个土匪出身的枭雄,身上有一股子流氓气,也有一股子英雄气。他可以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占尽便宜,但绝不会在主权问题上退让半步。他常说:“我张作霖的土地,一寸都不能给小日本!”
如果张作霖还在,凭他的手腕和东北军的实力,日本人敢这么轻易动手吗?就算动了手,以他的脾气,会下令“不抵抗”吗?他恐怕会把关东军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一遍,然后抄起家伙跟他们往死里干。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九一八事变,成了张学良一生都洗不掉的污点,也成了整个民族心中一道永远的伤疤。虽然他后来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算是将功补过。但东北的沦陷,三千万同胞的血泪,这笔账,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这首悲怆的《松花江上》,唱出了多少流亡关内的东北人的心声。家,回不去了。故乡,成了敌占区。
直到今天,每当9月18日,凄厉的防空警报依然会响彻中国的天空。它不是在演习,它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
因为,一个不懂得铭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这才是我们从那段屈辱历史中,用血泪换来的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