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落幕不久，紧接着便召开了华北会议，两场会议之间相隔了整整一百天。毛主席返抵北京后不久，便传来了令人忧虑的消息——北京军区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方面表现不佳。在全国八大军区中，其他七个军区均集中召开会议，唯独北京军区采取了分片会议的形式。本文系根据李雪峰的访谈以及相关历史文件汇编而成，仅供参考。
昔日，北京军区的政委为廖汉生，司令员则是杨勇。然而，“文革”初起之际，廖汉生便遭打压，而杨勇亦在短短一个月内被捕。曾有一段时间，报上提及谢富治成为北京军区的首任政委，但不久后便销声匿迹。随后，又有消息说他是北京卫戍区的首任政委。周恩来总理指示郑维山承担更多职责。
郑维山，河南新乡人士，1929年投身青年团，次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踏入红军行列。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骨干，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战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他荣获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先后担任代司令员及司令员之职。1969年，郑维山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于1970年参加了庐山会议。
陈先瑞，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系安徽金寨籍人士。自1929年投身红军，他历任红四方面军干部。1955年，陈先瑞荣获中将军衔，并于1962年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一职。在九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1970年参与了庐山会议。
身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滕海清，同时兼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及内蒙古革委会主任之职。他原籍金寨，是红四方面军的杰出干部，并于1955年荣获中将军衔。
北京军区的部队主体为晋察冀地区的部队，而外来部队则包括24军、27军和38军。其中，24军与27军均隶属于三野，系从华东地区调遣而来。66军驻守天津，65军驻防张家口，24军驻扎唐山，38军则驻守保定。卫戍区下辖三支师级部队，均由63军的主力师扩编而成。卫戍区司令员为吴忠，政治委员为杨俊生，二人均出自二野一纵。
随着“文革”的拉开序幕，主席将东北的38军调至北京，旨在让其担负起保卫首都的重任。江青时常提及1948年主席莅临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城南庄时，不幸遭遇敌机轰炸的往事。38军装备精良，全为机械化装备，在军内享有首屈一指的声誉，编制完整，人员众多。38军抵达河北保定后，由于对当地历史状况不甚了解，由原先的随意表态转变为四处插手。他们不仅介入保定的运动，支持642厂（生产油罐车）的一派，还插手天津的运动。当时，河北省委和省政府均设在天津。38军表面上支持林铁，但在林铁失势之后，他们转而支持天津革委会的对立面，设立训练班，将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阎某拉拢至己方，组织反对派冲击天津市革委会及军队大楼。在河北，10个地市和10个军分区中有9个意见一致，形成了9比1的格局。38军虽为独立单位，却颇为傲慢，动辄提及林副主席，对林彪更是言必称“万岁军”。38军作为抗美援朝的主力之一，享有“万岁军”的美誉。他们既拥护主席，又吹捧林彪。至于林彪是否是其幕后支持者，则难以定论；黄永胜的发言也不够分量，北京军区更是被他们轻视。
初至河北，38军由李光军担任军长，此人颇得人心，却不知何故，其职位被刘海清接替。刘海清原为38军的参谋长，他出身于四川通江，自1933年投身红军，并于193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于政委一职，由王猛担任。王猛虽是位小知识分子，但自1937年投身革命，次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王猛担任连级干部，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二野一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北、冀中、冀东、热河，热河地区还曾设立冀热辽分局，冀南、冀鲁豫（涵盖山东、河南）、太行山、渤海（亦称津南）。这些山头林立，局势错综复杂。
阎某原籍唐山，与刘子厚之间素来关系融洽。然而，不知何故，他突然转而反对刘子厚，转而支持林铁。不久之后，他又反戈一击，转而反对林铁。林铁对此怒不可遏，痛斥他为“狗日的”，斥责其为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也在北京军区插手，比较隐秘。北京群众组织分天派、地派，陈伯达两面都插手，与两派都有关系，这也反映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矛盾。1970年6月陈伯达去保定、石家庄，在保定要解决胶片厂的问题。这年春夏，地派先派人到保定，38军很傲慢，地派就反对38军。陈去了支持地派，他召开一个会议，在会上对38军有所批评，但都是毛毛雨。
抵达石家庄之际，陈肩负中央使命，前来支持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此时，该委员会自成立尚不足一年，此行并非出自个人意愿，而是作为中央派出的视察代表。
黄永胜曾踏足保定之地，众多北京人士纷纷挺身而出，然均未能如愿以偿。
陈先瑞略显困惑，考虑到全军区集中开会，需确定由哪位将领主持，以及如何应对会议中可能出现的分歧。即便向中央军委办公厅请示，若对方未予回应，亦感棘手。因此，他建议按地区分别传达会议精神。
刘子厚于石家庄向63军传达指示，依据中央规定，传达内容仅限于公报及《我的一点意见》。传达过程颇为简略。刘子厚逐字背诵，下方听众因未能听清而要求其复述一遍。有人进而要求查阅文件，然而依据当时中央规定，文件并未予以分发。此事最终演变成刘子厚与李雪峰的指控之一，即他们过分强调纪律，却忽视了政策的阐述。
不久后，38军传来了消息，声称这一消息是由总理和康生在北京所传达。在庐山会议期间，总理曾出席华北组的会议。他在北京期间的发言并不多，而康生则是详尽无遗地进行了传达，不仅包括了会议的具体情况，还包括了6号简报的内容。至于这一传闻的真实性，目前尚无确切途径进行核实。
未来，针对中央对北京军区传达工作不力的批评，指出不应采取分区传达的方式。究竟为何要实行分区？这实际上是一种惯例，当时中央并未规定必须集中召开会议进行传达。
11月16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如其来的攻击手段，煽动情绪，散布谣言，欺骗同志，实施分裂的阴谋活动。”该指示还转发了毛泽东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并附上了陈伯达编纂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明确指出陈伯达系伪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并强调“陈伯达历史背景复杂，堪称可疑分子，中央正对其问题进行审查”。同时，指示号召全党上下积极检举和揭露陈伯达的罪行，并要求党的干部深入学习《我的一点意见》，以避免上当受骗。该文件下发给至地师级单位。华北会议之后，1971年，党中央公开发布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文革”时期，政治局会议的主席通常保持低调，林彪亦然，会议多由总理主持。
12月18日傍晚七点半，我国总理于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以及河北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均出席了此次会议。此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悉数到场。
在本次会议上，总理转达了毛主席于12月16日对38军报告的批复。遗憾的是，目前所印的批示并非原文。毛主席在批示中针对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及北京地区的活动提出了批评，他强调：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中央军委各位同志，请你们对此事进行一次讨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进行深入探讨，并邀请各师代表参会，会议时间应适当延长。讨论的重点是为何纵容陈伯达胡言乱语、四处奔波。他在北京军区并无职务，中央亦未授权他处理北京军区所属的党政事务，为何陈伯达成为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实际领导者？林彪同志告诉我，他甚至不便与38军人员交流。北京军区对此问题尚未召开过集中会议，仅在各省各军进行过讨论，导致思想沟通不畅，全军团结受到一定影响。以上建议，请各位审慎考虑。
彼时轻轻拉了林一把，方才领悟其中深意。此刻林连言语都显得拘谨，情形之严重已直指北京军区乃至华北地区。
遵循毛主席的指引，中央政治局作出决策，先行召开为期三天的军区常委会，旨在初步达成共识，强化思想交流，从而实现更紧密的团结协作。
会议期间，亦发布了38军的报告，其文辞颇具匠心，令人称道。
38军提出控诉，表面上针对的是陈某人，实则矛头直指郑维山。他们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军内存在的矛盾，篇幅长达数页。会议刚开始时，文件便分发给了与会者。总理在会前早已审阅过这份文件。这份文件涉及众多矛盾，真是令人惊叹！
会议进行时，江青与郑维山并排而坐，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她转头对郑维山说：“你啊，若不好好学习，恐怕会成为一意孤行之人。”
在谈及6号简报时，总理提到了庐山会议的相关情况。李雪峰提及了汪东兴的名字，话音刚落，江青便从座位上起身，直言：“我看她这是要将责任推卸给老汪。”话音未落，她便欲离去。这无疑是对总理的直接对抗，而总理此时正询问会议详情，对方尚未开口，便遭到打断。显然，她意在阻止他人发言。
自此，无人再发言，亦无人可再言。总理亦未再发问。
他人均表态支持。
郑维山稍作检讨，江青随即给予肯定，她重复着“二杆子”的称呼：“我看你就是个二杆子。你分明是没有好好学习的，说话如此粗鲁。”她的态度鲜明，言罢，即便总理尚未宣布散会，她也径自离去。
会议结束后，总理向主席及林彪提交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内容主要概述了会议的进展。其中提及了李雪峰提及了汪东兴的名字，而总理在提问过程中，江青又进行了插话。总理在报告中如实反映道：李雪峰的态度显得相当僵硬。
19日，毛主席在审阅总理的报告时批示：“本次会议对于全军而言意义重大，有助于将我军中部分不良作风转变为规范化。同时，亦应纠正两个包袱及骄傲自满等不良风气。”
华北会议最初被称为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于22日正式拉开序幕，持续了三四天，直至27日结束。参会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了北京军区下辖所有师级以上单位的负责人。
12月22日，会议召开，郑维山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他请李雪峰发表意见，但李雪峰并未进行自我批评。
谈及38军，北京军区的其他部队纷纷表态，承认存在山头主义，并对之进行了批判。然而，在场的唯有63军副军长徐信一人未曾发声。尽管自我批评在所难免，但他并未涉及山头主义。军长与政委均希望他发表意见，他却坚决回应：“不。”他持不同意见，坚持己见。原本他将被提名为北京军区参谋长，但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未能获准上任。
27日，吴忠在一次会议上对李雪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言辞尖锐，态度严肃。他的发言刚落，便引起了现场一片响应的喊声。吴忠曾是二野一纵的一员，在大别山艰苦斗争中，他曾率领25旅浴血奋战，吴与李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然而，多年之后，当李雪峰重返北京时，吴忠见到他总是进行自我批评，诚挚地说：“我乃罪魁祸首，是第一个敢于提出批评的人。”
政委杨俊生与李雪峰相遇时，叮嘱道：“言语需格外谨慎。”就在27日，吴忠发表了一番激烈言论，会议的议程因此发生了变动。
有趣得很。以前在军区的会上，尤太忠讲过一番话：“打仗（他是四方面军的），我就佩服两个人，一个许世友，一个郑维山。”他这个话在会上翻出来，他倒光棍：我说错了，收回来！
郑维山的情况则更为棘手，因为文章一旦到了你那里，便已达到顶峰，无论进行何种检讨，都显得无济于事。
阵营初乱，泰山压顶。
此事上报至毛主席及中央高层，毛主席指出：北京军区领导力不足，不宜自相残杀。中央决定扩大政治局领导层，将军队领导扩大至师级，原先仅限于正职，而河北省则从省一级扩展至地委书记及革委会主任，使得河北代表人数众多。会议参会人数从最初的200人增至总理接手时的700人。自此，会议更名为华北会议，并由李德生、纪登奎负责领导，意在政治局领导下，由他们二人具体执掌。二人曾为李雪峰的部属。李德生曾是陈锡联纵队的团长。随后，主席又批示黄永胜、李作鹏加入领导行列。现行的文件将这两段批示合并印发，因黄永胜在四人中地位最为显赫，故置于首位，实则主席最初是先批给李、纪二人。
事后方悉，在召开华北会议之际，中央军委办事组亦同步举行军委座谈会。华北会议甫一开幕，便掀起了一阵波澜。
12月30日，江青莅临现场。她总共出席了两次活动。每至其来，会场气氛便迅速变得紧张起来。
1967年夏日，在京西宾馆，总理曾言：“你们信息闭塞，我欲请示主席，将文件分发给诸位。”黄道霞（时任李雪峰秘书）亦对此产生浓厚兴趣，遂着手抄录。李雪峰却告诫：“过多无益。”他甚至表示：“即便熬夜也要完成。”如此，文件大部分得以抄录。然而，此举鲜为人知。庐山会议结束后，李雪峰接到通知，需赴北京参会。出发前，他将抄录的文件锁入保险柜。“你来负责记录，我提供信息。”秘书表示同意，并表示自己已有一些资料，下山后再整理。他们约定，彼此心照不宣。秘书整理完毕后，将日记存放在保险柜中。后来，有人抄录了主席的讲话，他们对此无话可说。而李雪峰的日记被定罪为“翻案材料”，这是总理所定。李雪峰所记仅为开会日记，并无所谓“案”，何以称之为“翻案材料”？多年后，李雪峰回忆起这一条曾被视为大罪状的记录，仍感到愤愤不平。
华北会议声势浩大，当时执行纪律尤为严格，文件一旦分发，严禁私自留存，即便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亦不得例外。
江青步入会场，特意在发言时点名道姓。当她的目光落在黄道霞的名字上时，有人应声而出：“她不在，已返回石家庄。”江青随即厉声呵斥：“立即将她逮捕，生擒活捉！”
陈先瑞言道：“我们早已派遣人员先行出发，而他先行一步，我们的车辆随后紧随其后。在他启程之际，他返回家中（恰逢其妻卧病在床），随身还携带了一袋子的资料。”
他这么一说，气氛紧张了。
纪登奎紧接着发言道：“目前，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正在焚毁李的讲话，此举显然是针对李雪峰而来。”
岁月流转，李雪峰自安徽结束隔离重返北京时，纪登奎已经卸任。他犹记得，纪登奎探望他的情形：一进门便作揖施礼，仅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两句：一句是，“我犯了错误，背叛了你，说了些不利于你的言论。”另一句则是，“我也曾为你说过好话，可惜并未产生任何成效。”
为何良言未能奏效？毛主席决议将李开除党籍，在政治局会议前夕，纪向总理提出疑问，认为是否不宜开除，因华北会议所谈均为军队内部事务，与李无关。总理回应，让他尽管发言。总理点头后，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意见。毛主席却表示不行，强调李身为政治局委员（实则候补）。至于郑的情况则不同，文件未直接点名，其他人将另作处理，不在开除名单之列。至于林彪一伙，则是另一回事。话题虽有所偏离，但让我们重新聚焦于那天会议的具体情况。
轰李雪峰无果。
38军发言人所针对的，实为郑维山及其麾下将领。尽管表面上提及的是“李郑”二姓，实则矛头直指郑维山本人。
黄永胜亦现身其中，素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他，此次却缄默不言，显得有些低落。李作鹏亦同席而坐。
江青披散着长发，宛如一位泼辣的妇人，首先发表了一通言论。她提及了郑维山：“你若对毛主席尚存一丝赤诚之心，便应勇敢地站出来。”她言辞激烈，还不时用小拇指比划着，暗示着要让郑维山揭发李某。然而，郑维山并无确凿证据可供揭发，因此他选择了沉默，未发表任何意见。
接着，江青转向李，语气坚定地说道：“你不是声称要与我们抗争到底吗？好，那么今天，我们就陪你走到最后！瞧瞧你是否会低头认输！”
李背对而坐，沉默不语。
江青再次对黄永胜提出指示，她强调道：你们必须确保保定的安全，同时对抗38军。要敞开北京的大门，让那些不良分子得以涌入。在北京制造混乱，中央政府就在这里，毛主席也在此居住，你们难道不承担责任吗？！
其貌不扬，动辄将政变的嫌疑强加于人。（笔者：如此低下的政治素养，无法与同志们团结一致，这也为后续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黄低声答：当然。
这实际上指的是晋察冀的部队意图将38军逐出，造成北京的骚乱，企图干预中央事务。会议的氛围便是如此紧张。
炮兵司令一职原由63军的张军长担任，彼时他身兼革委会副主任之职。他直言不讳道：“翟英乃李雪峰派往河北的间谍。”
会议结束，李雪峰步履匆匆返回住地，只见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主任王长白正伫立在门口等候。他曾担任保定专员一职，后升任承德市委书记，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被调至中组部工作，不久又转任农业部副部长。自此，他开始了在家中接受隔离审查的生活。
李雪峰的秘书与警卫员均已离岗，家中变得空荡无人。窗户上的玻璃已被涂抹得一片模糊，连小刀等物也被尽数收走。会议正在进行，而他们已在此处着手整理。浴室上方的一扇窗户却未关闭。
夜间安寝，不得闭锁门户，66军的战士便守候在外，彻夜守护在李雪峰窗前。安眠药物尽数被收缴，每日仅发放五粒巴比妥。即便服用，亦难以入眠，往往需服用两片方能安睡两小时。连续服用五片，也只能勉强入睡三四个小时。
李雪峰对解学恭言道：“你们可要出手相助。我口述，你记录。”他尚且未曾遭受批判之灾，尚无轮到他承担的责任。
他叹了口气，带着一丝戏谑的语气说道：“哎，你还真是需要人帮忙。你啊，那万言书，一夜间就完成了。”他如此调侃着。
李雪峰心生无奈，向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无法完成撰写，恳请调回黄道霞（李雪峰的秘书）协助。”总理应允了，却附带了一个条件，即由他亲自执笔。这实则意味着，他要求思想内容必须源自于你，完全是你的独创。
黄道霞自石家庄急速返京后，便禁止其与李雪峰见面，指示他在会议上进行揭发。他在会议上整整讲述了一下午，言辞相对客观。同时，他在大会上也进行了自我检查，检查结果尚可。尽管如此，人们对他仍存疑虑。6日，他来时甚至特地派了两位人员陪同。郭志是个好人，并未透露任何消息，他的到来旨在监督黄道霞。纵然不能说他不好，但他也是在执行命令。后来，他更是成为了河北省的人大主任。
随后，总理言辞和缓，对黄的态度有所缓和，他得以有空便前来汇报。待他莅临，便将外界的情况详尽无遗地陈述了出来，情况因此好转。大致上，我们了解了中央的立场，总理的指示，以及各个阵营的动态。总理偶尔也会询问黄一些具体情况，黄能客观地阐述六号简报形成的经过。总理曾在会议上表示：“秘书所报告的情况与我们的预估相差无几。”这位秘书，是一个具有党性原则的秘书。江青也曾试图拉拢他，纪登奎曾找他进行过谈话。
李雪峰在检查中提出了八项内容，其中首条便是针对康老的反对意见。事后，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他的反对意见得到了证实，证明其判断是正确的。而在检查过程中，他还执行了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在大会上的自我检查，李的进展可谓是令人失望，他的提纲即便交由黄秘书修改，也难以见成效——无论是篇幅过短还是过长，都无法令人满意。李雪峰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自己在大方向和总路线上的失误，并逐一列举了七八项错误，其中首要一条便是反对康生。1971年1月，李在大会上进行自我检查时，却意外地闹出了笑话。当他上台开口呼唤“同志们”时，这一举动宛如正式做报告一般，却引得在场众人哄堂大笑。
在会议的深入进行中，轮到了刘子厚进行工作汇报。主席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李采取的是一视同仁、二度倾斜，而对刘则是全力支持、确保稳定。解学恭先后进行了两次检查，首次演讲时长两个小时，事无巨细地进行了阐述，然而与会者对此并不满意。他坚持再次进行汇报，结果又讲了两个半小时，内容与前次雷同。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天津代表的强烈反响。
会议行将结束，却又要求李进行第二轮审查，指出他的审查过于轻描淡写，忽略了关键问题。随后总理发表讲话，提及李的历史错误，根源可追溯至追随刘邓的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刘邓的盲目跟随。提及1968年十二中全会前，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批评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语：“邓就是后来和刘搅在一起，邓是摇羽毛扇的人。”然而，李在检查中并未提及此句。江青等人对此句特别关注，并命黄秘书传达指示，要求李补充。黄秘书回应道：“先顺利通过这一关，这句话可以暂时不提。”李无奈之下，只得照此办理，将这句话及相关的内容添加了进去。
中央存在争议，江青所提出的纲领是：定性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为反党集团。她试图在黄某处挖掘李雪峰与陈伯达之间的秘密阴谋证据，然而并未如愿以偿。事实上，对陈伯达的批判并不深入，表面上虽是批判陈伯达，实则旨在批判林彪。
总理明确拒绝，表示无余地。
江青之策未果。
总理指示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与会者包括华北局及北京军区的相关人员。在此次会议上，他并未分发结论草稿，与会人员亦未获准查阅其内容。李鑫负责保管这份稿件。
1月24日，会议结束后，总理特地留下李与郑两人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时长约半小时。他首先就主席的原话进行了详细阐述，强调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倡导马列主义，摒弃修正主义。总理将这一原则逐一剖析，尽管言辞严肃，但通过列举具体事例，使之显得易于理解。例如，他提到“一贯地说假话，两面三刀”，然而，他补充的具体案例却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指出，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即应当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此外，他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反对分裂。总理指出，李雪峰与郑维山长期秉持山头主义、分裂主义的立场，这与会议上的讨论内容不谋而合。
总理询问李：“你如今还需服用药物入睡吗？”
李答：“吃一点。”
他轻声说道：“别再吃了，主席都已经停止了。”语气中透着和善。接着他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64岁。”
“这哪是老，比我小多了。”
最终，话已说完，两人的手紧紧相牵，他接着说道：“有需要尽管来找我。”这份情谊，已然尽显无遗。
然后，去开大会。
“毛主席的讲话，记录得最好的就是他（李雪峰）。”
总理的讲话虽辞辞恳切，却处理得颇为宽容，“鉴于会场现状及个人深刻反省，考虑到目前恢复原职确有难度，故决定暂时调离，以便深入学习、自我检查，并向党组织敞开心扉。待取得显著成效后，将另行安排工作。”这与后续的开除党籍处分有所不同，实则相当于免职，然而并未依照党章或法律规定的正式免职程序进行。
最终，总理宣布了对北京军区的改编决定，并正式任命李德生为新的司令员，谢富治担任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则被委以第二政治委员的重任。
紧接着，李雪峰与郑维山遭到了隔离审查的处置。相比之下，李德生则如流星般短暂闪现，不久便在八大司令员对调中遭受了贬斥。至于谢富治，他的遭遇更为凄惨，1980年时被开除党籍，次年更是被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