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时茂签支票那晚陈佩斯在装苹果：1.2亿与500亩的25年较量
“朱老师家冰箱里还有我种的苹果呢。”
陈佩斯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抓着一个刚摘下的苹果。那个下午，昌平的风很大，吹得果树哗哗响。记者问他后悔吗，他没有直接回答。
这个行业已经不是25年前的样子了。那时候他们还能在春晚的舞台上让全国人民笑到肚子疼，现在呢？朱时茂成了拥有17家公司的老板，陈佩斯成了种苹果的农民。
1998年之后的路，每个人都走得不太一样。
朱时茂选择了拥抱这个时代。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各种营业执照，影视制作公司、医疗科技公司、红酒贸易公司。每一张牌照都在诉说着一个道理：光靠演戏，活不下去了。
2017年拍《胡杨的夏天》的时候，他顺手买了47吨新疆的滞销红枣。电影本身算不上大制作，但他摸索出了一套“地方文旅赞助+商业冠名”的模式，愣是做到了零亏损。克拉玛依市政府补贴了1800万，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用商业手段传播正能量才是可持续发展。”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话里有种说不出的无奈，也有种说不出的坚定。
陈佩斯走了另一条路。2001年创立大道喜剧院的时候，他抵押了北京的房产，拒绝了所有的对赌协议。朋友们劝他：“资本进来多好，有钱了什么都好办。”
他摇头：“资本进来第一件事就是让你复制成功，而喜剧需要冒险。”
于是他去昌平租了500亩荒山，种苹果。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找到喜剧的节奏。“土地教会我喜剧节奏——该等时绝不强扭。”他说。
果园每年产80吨苹果，但他不卖，只送。剧院的员工有份，看戏的观众也有份。检测报告显示农残指标为零，比很多专业果农种得还干净。
两个人的儿子也走了不同的路。朱青阳在纽约大学学电影，拿了欧洲的奖项，回国后接手父亲的部分生意。陈大愚从剧院的搬运工做起，现在能独撑一台大戏。
朱时茂送儿子出国时有个约定——回来效力。陈佩斯对儿子的要求更朴素——每周下地干活。“富养眼界”对“苦养筋骨”，两种教育方式背后是两种人生哲学。
2015年央视想请他们回春晚，朱时茂去了，陈佩斯没去。不是因为怨恨，而是路径已经分化。朱时茂说：“电视是家常菜，剧场是私房宴，各有使命。”陈佩斯提出要剧本终审权，没谈成。
疫情那两年，分化更明显了。朱时茂转身做直播带货，联合军艺同学打造“老兵喜剧厂牌”，3小时卖出146吨香梨。陈佩斯发起“喜剧人互助计划”，把珍藏的剧本免费开放给327家民营剧团。
一个在拥抱新技术，一个在坚守老传统。
前段时间，朱时茂在浦东美术馆办了个人收藏展，展出的田黄石章估值1.2亿。同一时期，陈佩斯把《戏台》的舞美模型捐给了国家话剧博物馆。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论坛上，两人被问及成功的定义。朱时茂说：“用财富守护艺术。”陈佩斯说：“让艺术成为财富。”
台下安静得有些尴尬。
这个行业变了。以前靠才华吃饭，现在靠资源。以前观众爱看什么就演什么，现在投资人想要什么就拍什么。朱时茂适应了这个变化，陈佩斯选择了对抗。
谁对谁错？很难说。
朱时茂通过“茂基金”在贵州建了9所职教中心，累计投入3800万，受助学生平均入职薪资4120元。他要求学生签“公益服务时长协议”：“慈善不是施舍，是价值循环。”
陈佩斯开办喜剧表演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案，要求学员种地、做木工，结业考核是街头卖艺。培训班毕业生出演《惊梦》获白玉兰戏剧奖的比例达到37%。
两种方式，都在为这个行业做贡献。
2020年疫情期间，陈佩斯与国家大剧院合作“喜剧云剧场”，坚持保留“中场休息”环节。他说：“观众需要思考时间。”这个模式后来被文旅部纳入指导性文件。
而朱时茂的直播间设置“怀旧专场”，《吃面条》道具复刻版义拍款全数捐给老兵基金。客单价287元，远超明星平均值。
25年过去了，他们都还在这个行业里。只是方式不同，路径不同，但初心似乎还在。
那天在昌平果园，陈佩斯装完苹果，坐在树下歇息。有人问他：“真的不后悔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指了指满树的苹果。
风还在吹，果树还在响。远处似乎传来笑声，但很快就散了。
这个行业还会继续变下去，但有些东西可能不会变。比如那些装在纸箱里的苹果，比如那些被收藏的田黄石章。
它们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在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